艾微博20210820

#艾读# 续【这是一份真正的调查研究报告，充满正气——立脚点正，方法正，结论正】再节录一段——调查从徐希平的母校，也是哈佛项目的主要中方合作伙伴之一的安徽医科大学开始。
安医大主管科研的一位副校长说，当强调合作“必须经国家批准才能做”时，人家很快就能拿来批文。管理办法出台后，就因为样本带不出去了，所以徐才把实验室建在安徽。
但是，是否能控制住，他觉得不好说。而且，他以前究竟拿走了多少材料，谁也说不清。
这位副校长感觉到这些项目跨的单位太多，没有一个单位能和他完整合作。而且，在这些项目上，中方力量比较弱，项目又分成几块，“我们的利益不容易得到保护”，中方合作者“没有一家可以全程监控”。
对于美国千年制药公司仅仅因为可以接触安徽的基因资源，便在哮喘病等几个基因项目上获得投资一亿多美元的事，副校长毫不知情。
他感到，合作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们接下来驱车从合肥到安庆再到岳西，了解被采过血样的农民，是否知道他们是在为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作“贡献”。
在路上，汪岩接到我们安徽分社一位领导的电话，说省委宣传部有人向分社查问我们采访的事，好像有阻拦的意思。这位分社领导对汪岩说：你们好好调查，这个项目肯定有问题！
我们的目的地岳西县头陀镇在大别山深处。在路上，县医院办公室主任就告诉我们，1996年是安医大在这里做体检，目的是“探讨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的新模式，与徐希平和哈佛没有关系”。
可是他又说，当时以头陀为试点，抽了1400多份血样。
1997年，徐希平让他做哮喘病人的筛选，条件很严，要一家三代同堂，至少两代有病人的家庭才能入选。头陀镇只挑出4户。全县40万人口，只挑出50户。主任还给了我们当初体检时发给农民的“健康卡”和“知情同意书”样本。
到了头陀镇，我们提出找一户当时抽过血样的农民。
他们说，这些农民不住在镇上，最近的一户要走十几里山路，那里不通车。山高路远，雪后路滑，“你们上不去”。
我当时就有些犹豫，看向汪延。汪延患有心肌炎，走平路都常常会喘不上气。我觉得这样的山路会要了他老命！
可是汪延毫不犹豫而且很平静地说，你们找个向导来，我们走上去。不听听农民怎样讲，我们心里不踏实。
我当时非常感动。最后他们找来一位向导，我们在山路上走了两个小时，到了松山村那位农民家。
这时我们赫然看到一条宽阔的车道直通村边，虽然是土路，但是走拖拉机完全不成问题。
向导很不好意思地说，可以开拖拉机上去的，但是他们不让我告诉你们。我和汪延都没说什么。这些基层干部的担心，我觉得也能理解。
我们找的那位农民老汉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女儿在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参加了两次“体检”。
他们每人有两本当年发的健康卡，分别记录了两次检查的项目。抽了血，第二次比第一次多，但“不知有多少”。
他说，“胳膊从一个小洞伸进布帘里，医生在布帘后面，看不见”。两次都给了误工补助，头一次每人10元，第二次20元，外加两包方便面——而NIH给哈佛项目的资助说的很明白，每个抽血人员的补贴标准是10美元。
第二次“体检”是有选择的，村里只有他们一家被挑上，而且不要儿子和外孙女，只要老两口和两个女儿去。他们愿意去，“因为大女的病情比较重，一到春天就咳喘得厉害，希望她能得到治疗”。
但是他们没有得到治疗。只给了一个健康检查报告单。另外说老汉有高血压，给了两瓶降压药。
他们一家都非常肯定地说，没有人给他们看过、念过知情同意书，他们也不知道与哈佛的合作。
我们拿出给我们的那个知情同意书样本给他们念，他们听了，连声说，“不知道，不知道。”血样送到哪儿去了，他们也不知道。老汉记得签过字，不过是为了领误工补助。
回到合肥，与哈佛合作的中方负责人、安医大一位教授还是说，当年在岳西的体检是他主持的，与哈佛的项目“没有关系”。
那“不是为哮喘来摸底”，而是“基线调查”，“基线调查是预调查”，“主要是看老百姓对合作医疗的恢复是否满意”。
我们问这位教授这个调查是谁资助的？他说“是卫世项目（即卫生部与世界银行搞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的项目）的钱”。
我告诉他，世界银行的项目是有记录的。他马上改口说，不记得钱是哪里来的了，因为“也没花多少钱”。
为什么搞合作医疗的调查要抽血，而且要抽两次，而且第二次专挑有呼吸道疾病的家庭？他答不上来。两次调查有什么结果，有没有研究报告？他依然是“不记得”，只是一再说，“那是个很小的课题”。
回到北京，我们询问了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答复是，世行在中国从没有资助过需要抽血体检的卫生项目。
从安徽回到北京，我收到了安医大生物医学研究所、岳西县医院办公室主任等同时发来的四份传真，主要内容是说岳西县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的两次“体检”都“与哈佛大学无关”。
如在岳西县，支喘课题是1997年9月9日签定的协议，所以9月前的地方工作与哈佛大学无关。
这也是我们安徽调查一个很奇葩的地方：凡是你发现的问题，就会有各种否认。
农民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抽了血的。他们就否认这个违规抽血是哈佛项目。抽血之后才与哈佛签约，所以签约之前的抽血与哈佛无关。
1999年12月一期《美国呼吸保健医学杂志》的论文，《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肺功能族群》，有8个作者署名，徐希平、安医大那位教授、安庆市卫生局长都在其中，参加单位有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群体遗传研究计划及哈佛和波士顿大学的几家机构，还有几家中国单位。
文中说明，这项研究的“现场调查是与中国安徽医科大学和安庆卫生局合作完成的，特别写到采样的地点：“哮喘病指标家庭是通过一个多阶段的过程在8个县（枞阳、怀宁、潜山、桐城、太湖、望江、宿松和岳西）收集的。”
岳西赫然列在上面。而且论文写得明明白白：现场调查是在1994年7月1日到1998年1月26日完成的。
这能说岳西的“体检”与哈佛大学的项目没有关系吗？
当时，我感觉更应该提高我们国内的认识，决定还是先写一篇对国内的报道，除了披露项目违背生命伦理的问题，还侧重利益方面的问题，不是宏观的国家利益，而是中方作为合作方的利益和农民的权益。
最后，我和汪延的这个调查报道，以《令人生疑的国际基因合作项目》为题，发表在2001年3月26日出版的当年第13期《瞭望》周刊。
我们在文章中，对安徽方面有些人不遗余力否认明显有失误的工作，同一个研究项目的外国主导机构和主要负责人有关系的做法，提出疑问：
美国哈佛大学一个机构在中国偏远农村进行的基因研究项目，没有完全遵守生命伦理原则，我们为什么要帮着他们来遮掩和否认？
我们这篇报道后来被《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多家报刊和网站转发或引用。国家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有关领导也表示，新闻媒体的这些报道，对普及知情同意的生命伦理原则，起了积极的作用。

纳粹用集中营囚犯做了很多人体实验

日本法西斯也一样。它们的资料全部被米国占有

4机构责任
这个事情到了2002年3月，出现过一个小高潮。就是美国政府发表了对这些项目的调查通报。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下设的“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2002年3月28日，分别致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机构，通报了初步的调查结果说：
哈佛大学徐希平所主持的12个人类基因研究项目，在生命伦理、监督管理和确保参与者的安全等多方面，存在“广泛而严重”的违规 。
哮喘病项目在进行三年之后，才提交哈佛有关机构进行伦理审查。那就是先斩后奏了。
美方的调查通报公布之后，应《瞭望》周刊之邀，我和汪延就此再次做了一篇报道，题为《哈佛大学在中国的基因研究违规》。
在这篇报道中我们再次提出了一些问题：

这些最终被证明违规的研究项目，为什么会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行无阻？

中国方面正式批准的项目与实际进行的项目数量能够差出这么多，说明了什么？

怎样保护我们在基因研究中的权益？

我感到，虽然美国政府调查承认哈佛项目违规，但是他们主要把板子打在研究者个人的身上，而回避了机构的责任。
我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我在2002年4月29日的《中国日报》再次发表了一篇英文评论，我原来的题目是“Institutional Indecency”，批评美国有体制性的不良行为。中国日报的编辑把题目改成了Harvard project violates farmers’ rights。
哈佛项目践踏农民权利，委婉一些，但也很尖锐。
我在文中说，我们在中国，看到来自哈佛大学这样著名机构的研究人员，从事有违生命伦理原则的项目长达十年之久，深感震惊。
我提出，这么大范围的违规，不能仅仅追究项目负责人个人的责任。美方有关机构的不道德也应追究。
比如以审核严苛著称的NIH，为什么会批准一个人这样多的项目？徐希平所在的哈佛大学，最早给项目投资的千年公司，作为管理方和出资方，难道没有责任？
中国一有什么问题，美西方的媒体报道都会归咎于政府。而哈佛大学的基因项目有问题，美国媒体的报道一开始还是把板子打在中国政府身上。
到我们介入调查了，我们才看到这样的事实：美国存在严重的机构性或者制度性违背生命伦理的问题。而他们对此却置若罔闻。
我在《中国日报》的这篇文章，美国人体研究保护联盟网站全文转发，并在按语中认为我的质疑有道理。
这也说明我一开始选择的调查重点是对的，调查哈佛项目是否违背生命伦理原则，更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共鸣。
以上就是我作为一个新闻人对美国的机构在我们中国猎取遗传基因的一个记录。
5新冠疫情我分享了【新华社女领导：我始终对新冠病毒的来源持有怀疑，不吐不快！】, 快来看吧！ | 新华社女领导：我始终对新冠病毒的来源持有怀疑，不吐不快！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