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微博20211007

续，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供需循环的。但是区别于常见的经济学供给等于需求的总量分析方法，“循环”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它把经济活动分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经济活动依次经过这四个环节，周而复始地进行扩大再生产。区别于总量分析方法，从经济循环的角度分析经济现象，会更加注重社会经济活动的全貌。经济循环既涉及物质产品生产和流通的技术进步，也涉及价值实现的经济制度安排。在技术进步一定的条件下，如果循环出现困难，这种困难会被扩大再生产出来，成为系统性制度偏差，最终上升为经济体制与机制问题，并关联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如果将这一“循环”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扩展到世界经济，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出“中心-外围”结构。“中心”国先于“外围”国进行自国内到国际的资本积累，不仅成为技术进步的引领者，而且也是经济制度的安排者。相形之下，“外围”国是技术进步的跟随者和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制度的从属者。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外围”的结构特征，规定了处在不同位置国家的双循环的不同性质，并充分体现在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上：“外围”国向“中心”国出口包括农矿产品在内的原材料，进口工业制成品。两者在这个意义上形成了依存关系，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相互促进。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崛起，不仅是当今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而且是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成长，不仅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成长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和社会发展指标的大幅改善。2020年，中国在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的同时，消灭了现行国际标准下的绝对贫困现象，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80%，整体迈进了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中国这一巨大的经济体的经济社会发展，已开始超越传统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外围”结构：中国既是一个世界规模的成体系的产能提供者，也是一个世界规模的需求者。一方面，从发达经济体“中心”国角度观察，中国向全球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似乎已是发达经济体；另一方面，从发展中经济体“外围”国角度观察，中国虽向全球出口工业制成品，但多是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向全球进口虽有原材料，但更多的是资本品，尤其是附加值较高的技术密集性产品，还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于是，中国是什么类型的经济体？这成为当前国际社会认知的困惑，也构成了中美经贸冲突的重要背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普遍进入“新常态”：尽管各国财政货币政策十几年来持续扩张，但世界经济仍然低迷。在呈现出低增长、低贸易、低通胀和低利率的总体特征的同时，各国经济表现不一致、不同步，出现了分化。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更是加重了这一分化。而民粹主义上升、保护主义抬头的逆经济全球化思潮，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建制化安排，有可能改变世界经济的范式。世界经济的动荡，国际格局的变化，使中国不得不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义务，在为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提供动力的同时，还需要捍卫经济全球化，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从2019年起，中国居民商品消费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经济成为连接传统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枢纽。从这一发展趋势来看，如果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中国经济将实现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如果将这一持续扩大的国内市场通过制度性开放为世界所共享，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将带动外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这一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过程，也是中国与世界新型经济制度的生成过程，是通过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治理理念的动态过程。▍中国经济内外循环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逻辑（一）计划经济：“内循环”奠定现代化基础早在夏商周时代，中国就开创了成形的农耕文明，并源远流长，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未间断的文明形态。根据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在明清时代，中国的GDP总量就已经雄踞世界第一。182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为32.9%，而同时期西欧各国的GDP总和仅占世界GDP的23.6%。不过，虽然中国经济占当时全球生产总值的1/3左右，但这一GDP基础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之上的。当时的西欧国家的资本则已经借助市场经济机制，将产品制造推进到机器化大工业时代。区别于农耕文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市场经济是为他人生产的经济。当需要他人消费的产品被机器大规模制造出来，市场的约束就成为基本的约束，需求不足成为常态。在微观层次厂商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对利润内在的渴望转变为相互之间的全面竞争。这一竞争在促使技术进步的同时，也推动着资本积累由国内转向国外，并以暴力方式打断了传统农耕文明国家自然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对中国而言，这一历史转折点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自此，中国的GDP占世界的份额直线下落，到195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份额已跌落到4.5%。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百年历史，既是中国遭受西方工业化强国欺侮的历史，也是中国经济社会落后的历史。现实使中国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为此，发展工业、走工业化道路进而实现现代化成为全民族诉求。新中国的成立，终于奠定了这一民族诉求实现的基本条件。怀着对百年西方列强欺侮的深深记忆，独立自主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事业，就成为国人心目中最理想的道路。当时的苏联恰恰提供了榜样：1950年，苏联经济正在崛起，GDP占全球的份额已达到了9.6%，成为当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苏联经验表明，通过国家行政动员，采取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实现国家工业化，既可加快工业化，又不必依赖国外，可以迅速扭转经济社会落后面貌。这对渴望民族复兴的中国来讲，自然成为最合理的借鉴。“以俄为师”的“一边倒”成为历史的选择。一般而论，作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化实现现代化是历史趋势。工业化，尤其追赶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持续扩大工业投资是第一位的。因此，采用以产业政策为代表的经济计划，致力于扩大工业投资，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常见选择。但是，区别于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计划，当时的中国形成了二元经济的经济体制。其特点在于：依靠国家力量，动员储蓄，持续提高投资率，通过持续压低消费来扩大工业投资。具体的实现方式是：在占人口多数的农村，通过合作社等集体所有制方式，支持“统购统销”，在低压农产品价格的同时，将经济剩余（储蓄）转移到工业；在工业聚集的城市，通过国家所有制形式将经济剩余（储蓄）投入国民经济最需要的行业和部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活动，是强制加速性的扩大再生产。由于利用国家行政力量强制性地压低消费，其所动员的储蓄，以加速度形式投向工业。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以156个大型骨干重工业企业为代表的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就初步形成，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构成今日中国国有企业的基本格局以及工业体系的区域布局，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底色。但是，这种强制性的扩大再生产，只能在国家行政力量可覆盖的范围内进行。封闭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唯有将不确定性完全控制，经济活动才能形成闭环，可控式地顺利运行。为避免对经济闭环运行的干扰，就需要将对外经济活动降低到最小程度，不仅不能有外商直接投资（FDI），而且在外贸上也只能维持必不可少的物资余缺调剂，所谓的出口仅仅是支持余缺调剂进口的外汇获得。由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循环基本在境内进行，不具有外循环的可能。（二）改革开放：“外循环”融入世界分工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是开放经济体制，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制是其自然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中国改革，就是将过去由计划主导的、由国营企业代表的国家工业化，转变为由市场主导的，包括民营和外资在内的全民工业化，并因此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速实现工业化。所谓中国开放，就是将工业化进程纳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通过交替进行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工业化，促使产业结构快速升级。改革推动了开放，开放促进了改革，两者相得益彰。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一旦将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纳入经济全球化，便会吸引全球产业向中国转移。中国经济不但能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只能“内循环”的被动局面，而且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能够形成与世界市场的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外循环”，促进全球性的经济循环。中国经济加入全球经济循环，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这一点可以从改善全球资源禀赋的角度论证。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几种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或畸高或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富裕，1980年，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劳动力的比重高达22.4%；资本和技术极为短缺，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仅占全球的2%，研发投入仅占全球的0.5%。同时，中国的耕地、淡水和石油等自然资源占全球比重很低，分别为7%、6%和1.5%。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进程既表现为工业产值占GDP比重的持续提高，也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持续转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比例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隐形失业，不仅造成劳动力资源浪费，而且因收入极低，无法形成有效需求，致使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内循环长期来看难以为继。通过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大量境外资本流入劳动密集性行业，形成出口优势产业。在“外循环”比重最高的2006年，中国每百万元工业增加值中的就业密集度（就业人数/百万元增加值）工业全行业平均值为6.73%，而出口导向的纺织业为12.74%，服装、鞋帽为18.29%，家具制造为14.12%，皮革、毛皮和羽毛及其制造为17.36%，文体用品制造为21.52%。外循环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农民进城务工成为现实，提升了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也使中国工业化逐渐弥合了二元经济的断裂。与此同时，对中国经济而言，劳动密集性产业的出口所得外汇用于进口，也改善了中国生产要素禀赋的状况。一方面，能源、原材料和农产品的进口支持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农产品的进口实际上等于进口耕地和淡水资源。例如，2018年中国进口大豆8803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4633万公顷，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13倍、全国可耕地的1/3。另一方面，多年来，机电产品进口占中国进口产品比重约1/2，主要是成套设备、关键单机和先进仪器仪表。近年来，包括芯片在内的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比重在持续提高，目前已超过30%。这些产品进口在对中国技术装备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引领着技术进步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加入全球经济循环，改变了国际分工的样式，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步成功的影响下，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除个别国家以外，大多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体制的一致性，使全球制度性交易成本大为降低，可贸易程度大为提高。这不仅表现在商品贸易上，而且也体现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上，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转变成为要素贸易的自由化，即投资贸易自由化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投资贸易自由化在使各国要素禀赋自然展现的同时，也因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全球生产力的布局成为可能。产业链条不再拘泥于一国，而在世界各国之间，某个环节在一国，而另一个环节在另一国。#凤凰新闻#【中国为何连夜急入“跨太平洋协定”？背后有个深层逻辑】中方已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什么中国会突然做出这一决定呢？…中国为何连夜急入“跨太平洋协定”？背后有个深层逻辑来自@凤凰新闻客户端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