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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新标语：培养能担当的新人20190930

电影是视觉效果最强的信息手段之一。这里所说的信息，既可以是艺术的，心理学的，也可以是物质科学的，当然，也可以是政治的，或换句话说，都是综合的。纯艺术而无任何政治色彩的纪录片是不存在的，但其艺术(艺术信息力)手法是可以与其他属性剥离出来进行研究的。这里转发的，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
——摘一句：纪录片《意志的胜利》的确推动、确立了希特勒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不仅如此，美国导演弗兰克·卡普拉在看完这部近2个小时的纪录片后对盟军彻底丧失信心，和友人当晚上街买醉。西班牙电影大师布努艾尔流亡美国，在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电影馆工作之时，曾负责重新剪辑《意志的胜利》，试图为华盛顿国会重组出一个简短版本，作为反政治宣传教材。但无论布努艾尔怎么剪辑，《意志的胜利》中军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观礼台，十几岁的德国少年鼓声震天，希特勒本人在台上激情四射，疯狂的民众齐呼口号的片段都令观者不寒而栗，最终的剪辑版宣布失败。而《意志的胜利》影片至今在德国仍是禁片，只有获得政府许可的人士才可以研究的名义借阅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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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尼·里芬斯塔尔：创造神话与无罪辩护

原创：吴禾昆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 2018-11-11

莱尼·里芬斯塔尔，1902年8月22日生于德国柏林，2003年9月8日逝世，她是美国TIMES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一百位最重要的艺术家中唯一一位女性，她是舞蹈家、电影演员、导演、制片人、摄影家、作家。里芬斯塔尔一生导演了8部电影，主演了11部电影，导演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中丰富的拍摄角度和精湛的剪辑手法一直为后人所效仿，可以说世界上广泛使用的纪录片拍摄模式，均来源于莱妮·里芬斯塔尔，因此她也被誉为“现代纪录片之母”。

但是，里芬斯塔尔的人生却因为效力于纳粹德国而被打上“罪人”的印记，一生都在为之付出代价。她曾在监狱里度过四年时光，直到1952年，西柏林法庭才做出终审判决：“莱妮·里芬斯塔尔…没有从事过应受惩处的支持纳粹统治的政治活动…没有致力于建立与自己艺术事业无关的联系…她与希特勒之间不存在暧昧关系。”至此，文明社会已没有她的立足之地。于是在1956年，她前往非洲拍摄奴隶买卖和努巴人，余后的人生里，她又一头潜入海底，沉迷于拍摄离人类社会更加遥远的海底世界，创作出纪录片《水下印象》。

艺术性：创造神话

纪录片《意志的胜利》拍摄并记录了1934年在纽伦堡召开的帝国代表大会盛况和会议期间的一些重要事件，通过视觉、声音创造出极具鼓动性的影片效果，被视作电影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宣传纪录片”。在艺术创造手法上，片中大量使用对比蒙太奇，将个体希特勒与群体民众进行交叉剪辑，极具权威的领导人和充满崇拜的普通人形成对比；同时，长达55秒的长镜头跟随希特勒离场的车队从个体摇至行礼的人海，仰拍拍摄个体，将希特勒形象无限放大，俯拍拍摄大数量群体，又将民众形象无限变得渺小。这些手法都在形成一种极具冲击力的对比效果，并呈现出一个“伟大”的“救世主”形象（希特勒）和众多“无意识”的“被拯救者”形象（民众），无不体现“神”与“凡人”、“救世主”与“被拯救者”这样一种明显的“二元对立”结构，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导演在主观创造一个政治“神话”。

但里芬斯塔尔在接受法国《电影手册》记者采访时，她解释道：“我只能说，我本能地着迷于任何美丽的事物。是的，美丽、和谐。也许，这种对于构图的关注，对形式的追求本身就是非常德国式的。但我自己确实不知道这些….这不是从意识而来，而是从潜意识而来。”她一直强调自己的影片制作只是出于对于“美”的追求，尽力将画面做到完美无暇。Richard M. Barsam在《纪录与真实——世界非剧情片批评史》一书中也写道：“她的艺术就是感知真实状况的本质，并把那个真实时刻的形式、内容与意义转化成电影。透过她对神话的运用，里芬斯塔尔丰富了稍纵即逝的时刻在文化上的重要性，并延伸了那一刻的意义。她也由此转化了实景的纪录性片段成为她自己观看现实的神话式视野。”

无可厚非，导演对于事实的呈现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本质真实，一个是表象真实。而里芬斯塔尔对于现实的延伸即表现为她放大了自己观看的表象真实，忽略了本质真实。在这一层面上，她注重影片的艺术形式，将现实压缩为可观可感的整体与细部，至于那些藏在画面背后的政治隐喻在她看来是从来不存在的。

以至于《人民日报》曾评价她是“不问政治的‘政治人物’”：她所谓的“不关心政治”和“天真”走得如此之远，发挥了连纳粹的得力鹰犬也难发挥的作用，当然受到社会舆论的鄙视。而她的作品是“没有灵魂的美丽外表”：“里芬斯塔尔是一个视觉上的天才, 她利用这种才能, 却停留在物体的表面上。至于她的作品为谁所用, 她却闭目不看。”

政治性：无罪辩护

但是，问题就在于：在导演看来不存在的政治隐喻是否达成了希特勒所希望的宣传效果？答案很明显。

纪录片《意志的胜利》的确推动、确立了希特勒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不仅如此，美国导演弗兰克·卡普拉在看完这部近2个小时的纪录片后对盟军彻底丧失信心，和友人当晚上街买醉。西班牙电影大师布努艾尔流亡美国，在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电影馆工作之时，曾负责重新剪辑《意志的胜利》，试图为华盛顿国会重组出一个简短版本，作为反政治宣传教材。但无论布努艾尔怎么剪辑，《意志的胜利》中军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观礼台，十几岁的德国少年鼓声震天，希特勒本人在台上激情四射，疯狂的民众齐呼口号的片段都令观者不寒而栗，最终的剪辑版宣布失败。而《意志的胜利》影片至今在德国仍是禁片，只有获得政府许可的人士才可以研究的名义借阅观看。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希特勒之后所作为的一切历史后果，导演里芬斯塔尔需要为之付出代价吗？答案却不那么明晰了。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1955年的十余年间，可以说是里芬斯塔尔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日子。1944年秋天，她在从西班牙返回德国的路上曾经4次被捕，4次逃跑，第5次被捕后被关进萨尔斯堡监狱。美军在德国法庭将里芬斯塔尔逮捕，她的罪名是“希特勒的情妇”、“纳粹女传教士”。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美军法庭最后宣判她无罪释放。但随后，饱受战争摧残的法国人重新将她逮捕，这是她第6次被捕。在经过漫长的审讯之后，她又一次被宣布无罪释放。后来，千百万德国人民也不能宽恕她的罪行，使她第7次被捕，但是经过审讯，所有的指控都被驳倒。1952年，西柏林法庭做出终审判决：“莱妮·里芬斯塔尔…没有从事过应受惩处的支持纳粹统治的政治活动…没有致力于建立与自己艺术事业无关的联系…她与希特勒之间不存在暧昧关系。”

在影片《图像的力量：莱尼·里芬斯塔尔》中，对于影片《意志的胜利》后来造成的一系列恶劣影响，导演表示道歉，但是在她看来，这不是道德层面的罪过，这是一种间接伤害。“就如工作中，一个人如果因为能力不足，没有预见到后来一些风险而提前采取措施的话，那么对他进行工作能力上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就此批评他道德败坏。”也正因此，在片末，当采访者说道“我感觉人们在等待你承认自己的罪行”时，年迈的里芬斯塔尔无比愤怒地说：“你什么意思，我有什么罪，对于拍摄了大阅兵，我感到很抱歉…我从来没有种族主义言论…我从没加入纳粹党，我有什么罪，告诉我！我没有扔任何的炸弹，没有折磨过任何人，我有什么罪？”。

反思：技术中立论

在道德层面上，里芬斯塔尔饱受非议，不禁让人联想到“快播案”中被告人一直利用的“技术本身并不可耻”这一辩词。雅斯贝尔斯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既非善的也非恶的，而是既可以用以为善亦可以用以为恶。技术本身不包含观念，既无完善观念也无恶魔似的毁灭观念。”其实，并不存在 “天然中立”的技术，而是开发者和利用者的目的决定了技术行为“好”或“坏”的标准。即如果里芬斯塔尔明知希特勒将犯下历史重罪，却依然为其拍摄鼓动性宣传纪录片，那么她的这一行为就是“坏”的。反之，我们便不能全盘否认她的拍摄行为。

“之所以人们会赞同 “技术中立”的话语，实际上是赞同这句话: 人们应该相信使用技术 ( 或工具) 的一般人不会去故意犯罪，即‘合理信赖原则’，其实人们被误导了，把‘合理信赖’的内容填充了‘技术中立’的壳。”即技术无所谓无罪或中立，技术的好坏取决于其中利用技术的人。

参考文献：

Richard Meran Barsam. 纪录与真实——世界非剧情片批评史[M]. 台北: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

聂欣如:《纪录片和神话的建构：从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到伊文思的〈愚公移山〉》,《新闻大学》，2010，04.

江建国：《“不问政治”的政治人物——莱妮·里芬斯塔尔的一生（上）》,《人民日报》,2003.9.

姚海科：毁誉参半的莱尼·里芬斯塔尔[J].海洋世界，2008.04.

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韩友谊：法商论坛，“快播案”的刑法学分析: 菜刀比喻并不恰当”，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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